赫鲁晓夫和苏共二十大后,苏联党内发生了怎

引言

就在斯大林去世的次日，苏联党政领导机关便进行了紧急的改组。成立了由马林科夫任主席，贝利亚、莫洛托夫、布尔加宁和卡冈诺维奇同任第一副主席的部长会议主席团，贝利亚和莫洛托夫还兼任内务部长和外交部长的职务。

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一职由伏罗希洛夫担任。马林科夫、贝利亚、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和赫鲁晓夫等10人则组成了新的党中央主席团。3月14日，新的领导班子成立才7天，马林科夫便悄悄退出了中央书记处。这一初看上去并不显眼的变动，事实上却标志着苏共上层又一轮权力斗争的开始。4月4日，塔斯社突然宣布所谓“反革命医生集团案”纯系捏造，所有被株连的医生均无罪释放，而负责此案的前安全部官员留明则被处死，还破天荒地追还了已被授予季玛舒克的列宁勋章。7月10日，塔斯社又广播了一则令人惊愕不止的消息：苏共中央由于贝利亚“为了外国资本的利益而破坏苏维埃国家，背信弃义地企图将苏联内务部放在苏联政府和共产党之上”，决定把他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和共产党。

同年12月23日，塔斯社终于证实：苏联最高法院经秘密审讯后，已将贝利亚和他的亲信国家监察部长麦尔库洛夫等7人全部处死。多年来扑朔迷离的贝利亚案件一直是个谜，直到最近才真相大白。事实上，还在斯大林去世的当天晚上，一场针对贝利亚的密谋便开始酝酿起来。赫鲁晓夫和米高扬同车驶离孔策沃别墅，在半路上米高扬悄悄对赫鲁晓夫说：“看来贝利亚要抢先把大权抓到手了！”后者则狠狠地回答道：“只要这个王八蛋坐在自己的交椅上，那么我们就都休想过上安稳的日子。”在这以后，自30年代起便风云于苏联政坛，大胆泼辣，同时又不乏聪明机智的赫鲁晓夫便自然而然成为这场密谋的主要策划者。

赫鲁晓夫首先说服了对贝利亚素存戒心的马林科夫，取得这位头号人物的支持。然后又成功地游说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和卡冈诺维奇等党内元老，征得了他们的同意。当主席团的主要成员在此问题上达成共识后，赫鲁晓夫便在莫斯科市内外部署塔曼近卫师等国防军的精锐部队，以便一举捣毁贝利亚长年控制的内务部。由于所有这一切均在绝密状态中进行，因而对此一无所知的贝利亚仍大摇大摆地去参加早已精心安排好的主席团会议。

马林科夫本应首先发难，然而由于过分紧张，一时竞讷讷说不出话来。在这紧要关头，赫鲁晓夫遂挺身而出，慷慨激昂地列举贝利亚的种种罪行；此时，后者才恍若从梦中惊醒，正待伸手去公文包中取枪，便被埋伏在会议厅周围的军人一拥而上，当场活捉。赫鲁晓夫在这一场类似宫廷政变的权力斗争中，无疑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他既做了一件顺应人心的事，又借此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年9月便出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掌握了苏联党内的最高权力后，一改斯大林晚年蛰居莫斯科近郊的作风，奔波于全国各地，到处视察工作和发表长篇演说，一方面提高本人的威信，同时也努力培植自己的亲信。在这种形势下，马林科夫自然便很难保持住自己的地位。

尽管在清除贝利亚的过程中，马林科夫曾一度和赫鲁晓夫紧密配合，但一直激烈反对后者开垦荒地的计划，两人时有争论，很难形成再度合作的局面。此外，由于马林科夫是个长期坐在办公室里、只会奉斯大林之命办事的人，缺少实际工作的能力和经验，无法驾驭苏联这样大的一个国家，因而在一场新的较量中，便轻易地输给了自己的对手。马林科夫就职后不久便提出了加速轻工业发展、增加消费品生产的方针，并决定年苏联在这方面的基本建设投资为58.5亿卢布，比年增加了17.02亿卢布。

赫鲁晓夫对此最初也表示支持，但不久却忽然来了个大转弯，断言建设重点仍应放在重工业上，并在报刊上不点名地批评马林科夫。多年来由马林科夫负责领导的苏联农业始终无法摆脱困境，自然也成了赫鲁晓夫抨击的目标。真正打到马林科夫痛处的则是年底为“列宁格勒案件”所作的平反工作，马林科夫无疑应对当时库兹涅佐夫、沃兹涅辛斯基等人的冤死负有很大的责任，因而平反虽然以处决前国家安全部副部长阿巴库莫夫便草草了事，但马林科夫本人的声誉却因而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年2月8日，马林科夫终于向最高苏维埃提出辞呈，承认“缺乏经验”、“犯有错误”等，请求解除他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

最高苏维埃则“满足了他的请求”，将马林科夫调任部长会议副主席兼水电部部长，而部长会议主席一职则由布尔加宁担任。马林科夫虽仍留在苏共中央主席团内，但已经不再举足轻重。由于他长期是斯大林的亲信，曾经得罪过党内的不少头面人物，因而他的下台并未在政坛引起什么波动。

年2月14日召开的苏共二十大无疑是苏联历史的转折点。赫鲁晓夫代表中央委员会作总结报告，引人注目的是他提出了“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和平过渡”的方针，还意味深长地谈到反对“个人崇拜”的问题。在大会上，除米高扬曾含蓄地对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提出批评外，其他代表则毫无反应，因此整个气氛仍非常平静。

但在大会行将闭幕的2月24日深夜，赫鲁晓夫却出人意料之外地向全体与会的本国代表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除几句官样文章的开场白外，赫鲁晓夫便直接了当地列举种种事实，揭露了斯大林在30年代大肃反中和在卫国战争初期所犯的许多严重错误。虽说是秘密报告，但其内容却不胫而走，很快便在国内外广泛传播开来，给整个世界都带来很大的震动。苏共二十大提出了一些原则性的问题，但在操作中却过于性急和草率，因而也产生了某些消极后果。

赫鲁晓夫体制的确立

苏共二十大后，党内领导层中改革派和传统派之间的斗争便日趋激烈。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和卡冈诺维奇等一批领导人对赫鲁晓夫批评和冲击斯大林体制的做法越来越不满意。首先他们对赫鲁晓夫致力于改善苏南关系颇有微词。年5月，赫鲁晓夫亲率党政代表团前往贝尔格莱德，向铁托当面致歉，并发表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贝尔格莱德宣言》。此后在苏共中央内曾展开过激烈的争论，在莫洛托夫等人看来，赫鲁晓夫和铁托言归于好，无异是向现代修正主义的投降。

赫鲁晓夫当时在国际舞台上推行的和西方大国缓和的政策也理所当然地引起了他们的异议，特别是当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参加年7月日内瓦四国首脑会议无功而返后，更招致了来自莫洛托夫等人的严厉批评。至于赫鲁晓夫在国内倡导开垦荒地和提出在畜产品上赶超美国也使传统派人物感到不安，他们开始对赫鲁晓夫所制订的整个内外政策都表示怀疑和不满，并且认定这位第一书记是个道道地地的野心家和冒险家。

年秋，卡冈诺维奇被调任建筑工业部部长，莫洛托夫则被任命为监察部部长。时隔不过一年多，他们就都和马林科夫一样，落到了只有一个部长会议副主席的空头衔和一个次要的部长职位的地步，自然也就会预感到即将被清除出政治舞台的厄运，为此决定先发制人，通过背水一战的办法来扭转这种局面。

当时苏共中央主席团内的气氛也有利于传统派，莫洛托夫等人很快便争取到了伏罗希洛夫、布尔加宁、萨布罗夫和别尔乌辛的支持，使倒赫派占了上风。年夏，当赫鲁晓夫出访芬兰时，一个将他赶下台的密谋终于在莫斯科酝酿成熟。6月18日，主席团突然召开了名为筹备列宁格勒建城周年庆典的会议，刚从芬兰返回的赫鲁晓夫一到会场，便遭到了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的轮番围攻。

猝不及防的赫鲁晓夫被冠之以托洛茨基主义、机会主义等各种罪状，处于十分被动的局面，主席团随即通过了将他撤职的决议。然而就在这一转折关头，生性好斗的赫鲁晓夫却不甘束手就擒，不仅进行激烈的反驳，而且还坚持主席团无权作出撤换第一书记的决定，强烈要求召开紧急中央全会。

尽管主席团的会议是在绝密状态中进行的，但是消息还是走漏了出去。赫鲁晓夫的意见得到了许多中央委员的支持，而国防部长朱可夫则态度鲜明地站在赫鲁晓夫的一边，他连夜派出军用飞机将分散在全国各地的中央委员火速送到首都来与会。据说有些中央委员甚至是冒着危险，翻过克里姆林宫墙头，匆匆赶到会场的。

在中央委员会里展开的辩论，完全是在另一种氛围中进行的，在这里赫鲁晓夫获得了压倒的优势，轻易地击败了他的对手。7月3日，塔斯社发表公报，宣布将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开除出主席团和中央委员会，同时还解除了临阵倒戈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谢皮洛夫的职务，此外在吸收基里琴科、福尔采娃等一批赫鲁晓夫的亲信后，主席团也进行了全面的改组。

年夏的这场激烈的权力之争是在远离人民群众的党的上层中进行的，无论是试图先发制人的莫洛托夫等人，还是后来居上的赫鲁晓夫，他们所采取的斗争策略和手段，仍和以往苏联多次的党争一样，带有浓厚的“宫廷政变”的色彩。朱可夫元帅在这场事变中，无疑帮了赫鲁晓夫的大忙，因而得以加官进爵，进入了主席团。

然而事隔不久，赫鲁晓夫便对这位锋芒毕露的名将产生了疑虑，担心朱可夫的势力会无限膨胀，在该年年底便以莫须有的罪名将他从政治舞台上彻底清除了出去。年3月，赫鲁晓夫又取代布尔加宁，出任部长会议主席一职，开始集党政大权于一身，至此，赫鲁晓夫体制也最终得以确立。

波匈事件

自年斯大林去世后，东欧局势基本上保持着平静。年6月17日，东柏林曾发生过武装骚动，但由于民主德国政府和苏联驻军立即采取紧急措施，所以事态很快恢复平静，并未在东欧引起连锁反应。但年的波匈事件却标志着东欧的局势已经开始发生重大的变化，并且对此后东欧历史发展的过程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波兹南事件

年开始的大规模清洗给波兰的政治生活蒙上了一层阴影，随着斯大林的去世和苏联政局的变动，波兰朝野也都期待着某种变革的到来。二次大战后，波苏关系极不正常。不少波兰人对卡廷事件都记忆犹新，希望能早日揭开这一惨案的真相。此外苏联力图控制波兰内部事务，竟指派波兰籍的苏联元帅罗科索夫斯基出任波兰国防部长，并进入政治局，也使波兰人深感不满。年3月，贝鲁特去世后，出任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的奥哈布顺应人心，采取一些积极的措施。他宣布释放哥穆尔卡，允诺将为后者恢复名誉，并宣称将不再机械地照搬苏联的模式。

苏共二十大后所发生的变化促使波兰局势也开始动荡起来，要求变革的呼声越来越高，政治空气日趋紧张。而经济形势的恶化无疑又对当时政局的变动起了火上加油的作用。波兰在完成-的三年计划后，成功地使国民经济恢复并超过战前水平。但在六年计划（-）期间，却操之过急，把85%的资金都投入重工业，造成农、轻、重各部门之间的严重比例失调。许多大工厂，如胡塔冶金联合企业的动工建设，表面上轰轰烈烈，颇有声势，但却阻碍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农业集体化速度过快，损害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

-年，农业生产完全停滞不前，于是政府只得恢复年时早已取消的食品配给制。波兹南事件的直接导火线是人民群众对经济状况的不满，强烈要求改善生活条件。年6月上旬，波兹南斯大林机车车辆制造厂工人首先提出增加工资和降低所得税的要求，在当地未获满意答复后，便派出代表团去华沙和机械工业部部长直接进行谈判，但又遭拒绝。全厂工人获悉华沙谈判失败后，群情激愤，于6月28日举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接着市内发生骚乱，党政机关、警察局和监狱均遭到攻击。波兰政府只得出动大批军队和坦克，于当晚即控制住局势。在整个波兹南事件中共死亡53人，另有余人受伤，物质损失极为惨重。

波兰党政领导的更迭

波兹南事件后，波兰政府立即采用解除某些官员的职务、发还斯大林机车车辆制造厂工人的部分所得税，以及安葬死难者的各种措施来最终平息这场风波。然而波兹南事件却引发了党内一场激烈的斗争，改革派的观点通过各种途径逐渐占了上风，他们把事件的定性从反革命叛乱改为人民群众反对官僚主义的示威，并且呼吁由此开始真正的变革。在这种情况下，历来主张维护波兰的独立、且又为此蒙受不白之冤的哥穆尔卡自然众望所归，成为大家所拥戴的一位领袖。但是要完成这场政治变革，首先就得排除来自苏联方面的干扰。

7月18日召开的波党七中全会正式宣布为哥穆尔卡平反。此后奥哈布又率代表团去和哥穆尔卡进行协商，哥穆尔卡提出驱逐罗科索夫斯基回苏联和选出他本人信得过的政治局等要求，作为复出的条件。波党中央随即就此对哥穆尔卡作出了满意的答复。10月13-15日，波党召开了有哥穆尔卡本人参加的政治局会议，并宣布将在10月19日召开八中全会，这意味着波党中央即将发生重大的人事更动。消息传出，波兰人民莫不为之欢欣鼓舞，但早就对波兰局势感到不安的苏共领导却因此大为恼火，他们决定再次对波兰内部事务进行粗暴的干涉。10月19日，波党八中全会如期开幕。首先是增补哥穆尔卡等4人为中央委员，接着原政治局全体成员宣布集体辞职，并准备立即选出新的政治局。

正在此时，赫鲁晓夫却带着莫洛托夫、米高扬等一大批苏联党政军要员，气急败坏地赶到华沙。由于波兰方面事先未接到通知，因此赫鲁晓夫的座机只得在华沙上空盘旋一个多小时后，始获准降落。在机场上，波党领导成员和这批不速之客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尽管赫鲁晓夫气势汹汹，但波党领导仍坚决回绝了苏方提出的妄图参加波党八中全会的无理要求。

此后双方易地国宾馆—贝尔凡德尔宫，继续进行谈判。赫鲁晓夫在眼见各种威胁都无效后，只得下令正在合围华沙的苏军撤回原来的驻地，并且在取得波兰领导人将继续忠于社会主义制度和信守波苏友好原则的承诺后，于次日凌晨发表一个简短的公告，随即匆匆返回莫斯科。这样，波党八中全会遂得以顺利地选出以哥穆尔卡为首的新的政治局，从而揭开了改革的序幕。

匈牙利政局的激化

自年6月起即担任匈牙利劳动人民党总书记的拉科西，在年又兼任总理一职，独揽党政大权。他主观武断，将红军解放匈牙利的日子定为国庆节，国旗和军服均为仿苏式，甚至学校原有的顺5分制（1分最高、5分最低）也改成苏联的倒5分制。这种脱离国情，照搬苏联模式的做法，对匈牙利的发展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也严重刺伤了匈牙利人民的自尊心。特别是根据莫斯科的指示，于年处死匈党著名活动家拉伊克，更使匈牙利朝野均深为不满。自年开始实施的三年计划顺利地恢复和发展了工业，使其水平在年便超过年的53%。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由于经济增长较快，匈党领导人开始头脑发热，将投资总额由亿福林追加到亿福林，大大超过了国力可能承担的增幅，而且主要用于重工业。农业在三年计划期间虽有所发展，但到年时，农产品所能提供的商品部分仍只达到年的74%。第一个五年计划继续忽视农业生产，导致人民生活水平的下降。匈牙利国内逐渐形成的经济和政治困难的局面，由于党内斗争和苏联的横加干涉而日趋严重。年6月，匈牙利党政领导人奉召前往莫斯科，举行匈苏两党高层次的会谈，根据苏方的建议，由纳吉出任总理，而拉科西则仍保留第一书记一职。

结语

苏共领导作此决定，显然是考虑到拉科西的不得人心，但作出如此重大的人事变动，却事先未与匈方进行磋商，更没有征得过对方的同意，致使党内斗争此后越演越烈，无法平息。纳吉出任总理后，主张放慢重工业发展的速度，恢复法制，发扬民主，走匈牙利社会主义的道路；对外则希望匈牙利能仿效奥地利，置身于大国斗争之外，成为一个欧洲的中立国。他的这些观点不仅与拉科西相左，而且还引起了苏联方面的疑惧和不满，经过一番斗争，又于年4月被指责犯有修正主义的错误而被解除一切公职，并于同年年底被开除出党。党内无休止的权力斗争降低了党的威信，使其在即将来临的政治风暴中完全丧失了应变的能力。

参考资料:

《战后世界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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