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红利阶段老龄化少子化阶段对经济增长
引言
人口年龄结构概念人口年龄结构表示为某个时期内某个国家或地区总人口中各年龄人口的比例。在经济学研究中,通常用来反映非生产型人口与生产型人口在总人口中的分布规律。瑞典人口学家桑德巴提出50岁以上为老年人口,并将人口的年龄结构分为“增加型”、“稳定型”和“减少型”三种类型。后来,波兰的罗塞特认为以60岁作为老年人口的起始年龄更为合理,并将人口结构进一步细分为“接近老年型”、“开始老年型”和“完全老年型”。
黑田俊夫建议将65岁作为老年人口的分界线,并根据小于7%、7%-10%和10%以上的三个标准来划分人口的年龄结构。联合国人口司根据老年人口比重将经济社会划分为三类:“年轻型”社会指65岁以上人口比重小于4%;“成年型”社会指65岁以上人口比重达到4%-7%之间;“老年型”社会指65岁以上人口超过总人口的7%。此外,联合国人口司的划分标准中还有以少儿人口比重、老少比和年龄中位数作为划分人口年龄结构类型的依据。
人口年龄结构指标为了更加准确地揭示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经济效应,需要选择准确合适的指标。生育率、死亡率、预期寿命等指标无法全面刻画人口年龄结构。与生育率、预期寿命等单个指标相比,不同年龄段人口所占的比例或者劳动力抚养负担可以提供更加丰富的人口转变信息,但是基于人口经济活动能力来计算劳动力负担的人口规模缺乏经验数据的支撑,所以用年龄作为代理变量来衡量人口抚养负担状况的方法更加简单可行。
国外大量研究使用抚养比或抚养负担来刻画人口年龄结构变化。这一组指标具体包括:总抚养比、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使用这类指标的研究主要有Leff、Masson和Samiei等、Horioka、Athar、Jane和Rod、Li等、Canning、Joe和Yang等。抚养比或者抚养负担衡量的是一个特定的人口群体中非生产型人口或依赖型人口的比重。按照国际劳工组织标准,年龄为0-14岁的人口称为少儿人口,年龄处于15-64岁的人口称为劳动年龄人口,65岁及以上人口称为老年人口。
因此,在大部分研究中,比较一致的观点是将0-14岁的人口和65岁以上的人口划分为非生产型人口或者是依赖型人口,将15-64岁的人口划分为生产型人口,所以,总抚养比可以定义为0-14岁人口与65岁及以上人口总和占15-64岁人口的比重。由于少儿人口与老年人口在经济行为上具有差异性,为了更细致地描述人口年龄结构的发展和特征,有必要将总抚养比进一步分解,得到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分别定义为0-14岁人口占15-64岁人口的比重和65岁及以上人口占15-64岁人口的比重。
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及特征按照联合国的人口年龄结构类型划分标准,年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属于“成年型”,年变为“年轻型”。上世纪70年代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使我国年龄结构类型由年的“偏成年型”变为年的“偏老年型”。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已进入“老年型”,我国“老年型”人口结构一直保持至今,老化程度逐渐增强。根据60岁及以上人口达到10%或者65岁及以上人口达到7%的标准来判断,中国已于年正式进入老龄化社会。
进一步来看,我国人口年龄结构转型特征可以由抚养比的变动更加细致地呈现。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后,我国少儿抚养比保持下降的态势,直到生育政策放开后,少儿抚养比小幅回升,整体上具有先降后升的U型结构特征;老年抚养比呈现持续上升的特征,但上升的幅度和速度都比较小;少儿抚养比与老年抚养比的共同作用下总抚养比也呈现U型结构特征。具体而言,少儿抚养比由年的60.27%持续下降至年的21.1%,年均下降速度为1.17%,下降幅度高达64.99%。
此后,随着生育政策逐步放开后,少儿抚养比小幅回升,年增加到2.8%,年均上升速度为0.21%。与其对应的是,老年抚养比由年的8.08%上升至年的41.5%,年均增幅为0.24%。在此消彼长的抚养比变动特征作用下,总抚养比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特征,由年的68.5%下降至年的最低点4.17%,年均下降幅度为1.07%,而年总抚养比回升至41.5%,年均增幅为0.81%,大于同期少儿抚养比的上升速度。从变动趋势上看,持续下降的少儿抚养比曲线和持续上升的老年抚养比曲线逐渐接近。综合来看,我国现阶段的人口年龄结构特征可以归纳为老龄化程度不断深化,少儿抚养比仍处于较低水平,而总抚养负担日益增加。
围绕人口总量和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相关问题,国内外学者均进行了深入和广泛的探讨。由于很多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进入老龄化、少子化阶段较早,对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及其经济效应的理论及经验研究也更为丰富。国内相关研究起步较晚,近年来针对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转变面临的各类问题也进行了一定的探讨。综合来看,关于人口年龄结构问题的研究大体分为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和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增长决定因素的影响(投资、消费等)。
具体的研究综述如下: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如何影响经济增长不仅是国际性的命题也是颇具中国特色的典型问题,国内外学者已就此展开了长时间的多角度探索。首先,关于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是否影响经济增长这一问题,国内外学者做了大量的探讨。Malmberg基于内生技术模型、人力资本理论和储蓄的生命周期理论,对瑞典0至年的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实证结果证明了年龄结构经济效应的存在,其中,29岁以下及75岁以上年龄人口比重的增加将会抑制经济增长,而其他年龄段人口的增加将会促进经济增长,其中对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是50-64岁年龄段人口比重。
通过对78个国家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Bloom和Williamson提出东亚国家的经济增长奇迹中有1/是由人口红利贡献而得。此后,Thomas和Bo在新古典增长模型中引入人口年龄结构变量,对OECD国家0-年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OECD国家的人均GDP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由年龄结构的变化来解释,50-64岁组有正向影响,65岁以上组有负向影响。
Bjrn对丹麦、芬兰、挪威和瑞典等国家0-年的数据检验了年龄结构分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上升能够显著促进经济的增长。近些年,关于全球人口年龄结构的研究仍在持续,在对OECD17个国家-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后,王金营和李天然发现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影响OECD国家经济结构。对于中等收入国家而言,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下降不利于其跨入高收入阶段,而中国的人口红利已经消失,也面临相同的困境。
结语
以上经验研究肯定了人口年龄结构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同时,虽然学者们选取的是不同地区和不同时间的数据,但均得出较为一致的结论,即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提升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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