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人类生活中的哪个领域,数据都没法完

引言

政府生产大量的产品和服务：国防、法律和秩序、基础设施、教育、研究、卫生、退休金、失业津贴、幼儿托管、老人照护、低保、文化服务（比如博物馆和国家保护建筑的维护、电影产业补助），等等。种类之多，不胜枚举。同时，在大部分国家，电力、石油、钢铁、半导体、银行、航空服务等产业的产品和服务，都是由政府所有的国有企业提供，只有少部分国家是由民营企业提供。

要完成所有这些，政府要雇很多人，还要花很多钱采购投入品，小到铅笔大到核反应堆。政府雇员工资和材料投入都要靠税收和其他政府收入。税收包括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财产税、增值税（或营业税）、产品税（如烟酒）等。其他收入包括国有企业的股利、金融资产利息，发展中国家还有富国的外国援助。

政府也负责国内的财富转移：向一部分人收税，去补贴另一部分人。社会福利支出是政府做的最重要的财富转移。其他的财富转移包括特定产业补贴（如农业、幼稚产业、夕阳产业）和投资补贴（如民营企业的研发、住宅节能改造）。除了直接的生产、支出和转移，政府有时候也靠着自己的体量去影响经济活动的水平。这被称为财政政策。仅仅靠支出和课税的增减，而不用管支出和课税的实际内容，就能刺激或抑制经济发展。

政府还能利用它对货币发行权的垄断，通过中央银行实行货币政策，调节市场利率或调控货币流通总量，进而影响经济活动水平。一直到19世纪，世界各国政府都还相当小，做的事情比现在少很多。从可搜集到的数据来看，年，世界最大的政府是法国，支出占全国产出（GDP）的15%，英国和美国是10%，瑞典只有6%。过去一百五十年，随着现代经济的需求，政府规模大幅增长。即使在政府规模比发达国家小的发展中国家，政府支出通常也达到GDP的15%—25%。

富国通常是30%—55%，平均约45%（OECD年平均值）。较低的一端（30%—40%）有韩国、瑞士、澳大利亚和日本；较高的一端（超过55%）有丹麦、芬兰、法国、瑞典、比利时；中间的（40%—55%）有美国和新西兰（40%出头）、德国和挪威（45%左右）、荷兰和英国（50%左右）。如今，许多政府支出不是用于政府自己消费或投资，而是从经济体的一部分转移到另一部分，尤其是社会保障项目，比如对穷人和失业者的救济。

因此，在计算GDP时，不要把这部分转移支付算进去。在富国，转移支付占GDP的10%—25%。因此，如果某个政府的总支出占GDP的55%，其中转移支付占了GDP的25%，那么该政府实际上的支出（即政府产出）就只占GDP的30%。在发展中国家，社会支出要少得多，即政府支出中的转移支付较少，因此，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与政府产出占GDP的比重之间的差距，比发达国家小得多。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社会支出占GDP的比重最低几乎为0（如巴拉圭、菲律宾），最高的在4%—5%之间（如毛里求斯、埃塞俄比亚）。

尽管看政府开支（以其占GDP的比重衡量）会让政府看起来比实际的大，但大多数学者仍然把政府开支数据（而不是增值数据）当作政府对一国经济重要性的指标。这么看有其合理之处，因为转移虽然不是产出，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就没有影响。大家都知道，社会支出计划（积极或消极地）影响了人们对于储蓄、退休、工作的态度和行为。这些计划甚至通过向人们提供“安全网”，鼓励他们在职业选择、创业和跳槽上更冒险。瑞典社会民主党有句很有名的口号：“心安人胆大”。

不管是人类生活中的哪个领域，数据都没法完全呈现其现实。总有些方面是很难量化的。而且，所有数据都是以特定理论为基础，而不管哪个理论，都只聚焦于现实的某些方面，忽视其他方面——包括可量化的那些。例如GDP数据中就排除了家务劳动。一牵涉到政府，这个数据问题就更严重了。因为政府是独一无二的经济参与者，拥有制定规则的权力，可限制或驱使其他经济参与者做某些事。不管政府的预算规模和国有企业数量有多少，只要政府制定的规则够多，且有权力执行，它对经济的影响就会很大。

这不是什么深奥难懂的道理。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还有许多人相信东亚“奇迹”经济体，比如日本和韩国，是自由市场政策的典范，因为看预算的话，这些经济体都是小政府。但是，预算少不代表他们就遵循自由放任主义政策。在增长“奇迹”时期，这几个经济体的政府都通过经济计划、法规和指令左右经济发展。仅仅看预算数据，就会严重误解这些政府的本质和重要性。

年美国总统选举期间，英国《金融时报》刊登了一项民意调查，不只问受访民众支持哪一位候选人，还问他们为什么不支持另一位。受访民众，不管是支持布什还是支持戈尔，不支持另一位的最常见理由都是他“太政治”。难道这些美国民众认为，全世界影响力最大的政治职位应该给一个不擅长政治的人来担任？当然不是。他们这样说，是因为“政治”已经变成一个肮脏的词语，因此说一个政治人物“太政治”就是不信任他的一种有感染力的表述。

不只美国民众这样。在一些新兴民主国家，政治激情往往导致选举期间发生暴乱，造成伤亡。但在其他许多国家，我们听到的往往是投票率历史新低。各政党的党员都在流失。许多政治家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正是因为他们不属于某个政党，比如巴基斯坦政府总理伊姆兰·汗是板球运动员出身，意大利五星运动领导人贝佩·格里洛则是喜剧演员。

民众对政治日益不信任，有一部分是政客自己造成的。所有国家都有政客尽全力使自己名誉扫地，意大利前总理贝卢斯科尼就是这门艺术的大师。然而，这种日益增长的不信任感，主要还是自由市场经济学造成的。自由市场经济学家，尤其是其中的政府失灵论者，已经成功说服包括政客和官僚在内的世界上大部分人相信：我们没法信任那些政府官员会维护公共利益。因此，他们告诉我们，政府做得越少越好。

即使在那些政府是“必要之恶”的领域，政府也应该被僵硬的规则约束，这样政客就没法乱搞。而这种对政治的不信任反过来使得自由市场经济学更受欢迎，将政治对经济的影响力最小化的提议就更容易通过。然而，本章指出，这种观点背后的理论本身很有问题，也没有证据支撑。在本书中始终强调，事实上所有经济成功的故事都需要积极政府，就算不靠这些政府精心组织，也至少要靠其因势利导。

结语

当然，成功的政府干预实例并不表示政府越大就一定越好。现实中的政府往往不是自由至上主义者眼中的利维坦，也不是柏拉图的哲学王。很多政府都破坏过经济，有时甚至是灾难性的。但事实依然不变：政府仍然是人类发明史上最强有力的组织技术，因此，没有政府，就很难完成重大的经济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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