敲竹杠亦或意难平土耳其为何反对瑞典和

5月28日，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结束对阿塞拜疆访问回国时强硬表示：“只要自己还是总统，就不允许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加入北约”。[1]近日，土耳其反对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一事令国际社会大跌眼镜。5月18日，芬兰北约大使克劳斯科尔霍宁（KlausKorhonen）和瑞典北约大使阿克塞尔温霍夫（AxelWernhoff）向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提交申请信。同日，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议会讲话中明确对两国加入北约表示反对，给两国“入盟”进程按下“暂停键”。土耳其为何在此事上同其北约盟友相左？“自执一词”的背后究竟存在哪些利益考量？

土耳其为何拒绝两国入约？

根据其“门户开放”政策，北约可向一切有意愿且有能力加入的欧洲国家提供会员资格。不过，受邀国的加入申请必须得到所有成员国批准，一旦任何一名成员国反对，加入流程将会无限期拖延。[2]土耳其为何执意反对？其背后又有哪些考虑？

从国际层面看，一方面土耳其对瑞典、芬兰支持库尔德工人党持批判态度。多年来，土耳其将库尔德工人党（PKK）视为恐怖组织并于伊拉克和叙利亚等地多次开展跨境打击。然而，瑞典和芬兰却长期或明或暗为该组织提供支持。首先，公开声明支持库尔德工人党。年12月11日，瑞典外长安林德（AnnLinde）会见叙利亚民主委员会（SyrianDemocraticCouncil，库尔德势力主导）代表团并称瑞典“仍是其积极合作伙伴”[3]。次日，芬兰外交部长佩卡哈维斯托于赫尔辛基会见该代表团并指出应当向叙利亚东北部地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4]。其次，多次拒绝向土耳其引渡相关人员。土耳其在过去五年中向芬兰和瑞典共要求引渡17名库尔德工人党相关人员，其中大部分请求被拒绝或未得到回应。再次，年10月土耳其军队进入叙利亚北部打击库尔德工人党武装后两国对土耳其实施武器禁运政策；再者，涉嫌为库尔德工人党提供武器援助。土耳其媒体《每日晨报》曾曝出5月25日土耳其军队突袭伊拉克北部库尔德武装人员藏身洞穴时发现瑞典萨博博福斯动力弹药公司制造的AT-4反坦克武器[5]。5月30日，土耳其总统首席外交政策顾问易卜拉欣卡林（IbrahimKalin）同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通电话时表示，只有芬兰和瑞典对“恐怖组织”采取“具体步骤”，土耳其才肯可能考虑允许其加入北约。可见，此次土耳其发难，目的之一便是解决三方在库尔德问题上的矛盾与分歧。不仅如此，库尔德问题常被美国等西方国家视为土耳其自身民主政策的失败产物，土耳其也希望借机将该问题上升到北约整体安全层面，降低美德等内部成员国对库尔德武装的支持力度，进一步削弱该组织的战略活动空间。

另一方面，瑞典、芬兰在居伦问题上的立场同样令埃尔多安十分不满。埃尔多安表示，两国一直以来都在为曾于年发动未遂军事政变的居伦运动支持者提供“避风港”。事实上，早在年，土耳其便曾向挪威就涉嫌庇护4名居伦运动相关人员进行交涉。过去五年中，土耳其更是向两国提出引渡16名居伦运动相关人员的请求。然而，两国同样纷纷拒绝或不予回应。此外，5月25日瑞典和芬兰代表团前往安卡拉讨论“入约”问题的当天，瑞典媒体甚至播放了对叙利亚北部库尔德领导人萨利赫穆斯里姆的采访[6]，埃尔多安也在6月1日议会会议上对此进行严厉批评。居伦问题触及土耳其当局的核心利益，两国在此问题上的对立立场显然难以被土方接受。

从区域层面看，一方面土耳其希望强调自身在北约东部前线的重要战略地位。5月31日，埃尔多安为《经济学人》杂志撰文阐释土耳其反对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的立场[7]。文章批评道：“土耳其的合作伙伴在其国家安全没有受到威胁时忘记了土耳其对北约的贡献。”该言论折射出土耳其对其西方盟友“背信弃义”的失望情绪。事实上，伴随近年来美欧战略重心转移，土耳其在北约成员国中的重要性和影响力正持续下降。与此同时，土耳其也在不断调整其在北约中的自我定位及同西方国家的关系。自年担任总统后，埃尔多安不断唤起“奥斯曼帝国的历史记忆”，对内掀起“新奥斯曼主义”和“新泛突主义”思潮，对外塑造地区大国形象。面临在北约中“备受冷落”的政治困境，土耳其有意增强战略自主性并积极参与中东、北非、中亚、高加索等地区事务寻求“存在感”，在巴以问题、利比亚内战、卡拉巴赫问题等问题上同其他北约成员国纠葛不断。前美国驻北约大使伊沃达尔德（IvoDaalder）也曾将土耳其形容为“一位需要站着舞台中央的人”。另一方面，由于北约内大多数成员国同时具有欧盟成员国身份，土耳其同时希望为入欧获得更多筹码。此前乌克兰申请火速加入欧盟一事深深刺痛土耳其的敏感神经。土耳其官员曾公开表示，土耳其对西方的“双标”感到无比失望。“这两个北欧国家打算以闪电速度加入北约，乌克兰也打算以同样速度加入欧盟，但土耳其却只能停在欧盟门口等待数十年时间”。

从国家层面看，土耳其军方希望借此撬动美国军火禁售的闸门以升级本国军备。此前，土耳其曾向美国提出申请购买“爱国者”导弹系统。遭到拒绝后，土耳其不顾美国反对购买俄罗斯S-反导系统，而美方则停止向土耳其出售F-35战斗机用以反制。短期内，一方面无法获得F-35战斗机；另一方面国内经济面临严重下行危机。在上述双重考量下，和耗资全部购买新型战机相比，升级现有战机和采购新型战机相结合的做法既能在现有经济条件下满足自身军事升级需求，又可为日后购买F-35战斗机做下铺垫。年9月，土耳其曾向美方求购40架F-16战斗机和近80套现有战机现代化装备，但双方进展十分缓慢。今年5月中旬土耳其外长会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再次讨论此事之后，6月1日土耳其国防部长胡鲁斯阿卡尔（HulusiAkar）便称“同美国供应F-16战机的谈判正朝积极方向发展。”可见，土耳其确有借此时机捞取现实利益的“如意算盘”。

从国内层面看，埃尔多安希望挥舞“国家利益”大旗挽救民意颓势。自年里拉危机爆发以来，正发党执政合法性面临巨大考验，民意支持率持续下降，反对党派乘机加强合作。今年2月28日，土耳其六大反对党领导人签署首份反对派联盟协议。该协议核心内容在于将土耳其的政治制度由埃尔多安上台后实行的总统制重新改为议会制。随后，六方又于5月29日就经济危机背景下提前举行选举展开讨论并于5月31日发表联合声明概述旨在重建议会制的十项基本原则和目标。多家民调机构数据显示，目前土耳其共和人民党（CHP，CumhuriyetHalkPartisi）支持率同正发党极为接近，大有反超之势。据土耳其民调机构Metropoll数据，5月份正发党仅领先土耳其共和人民党6.1%。既然正发党无意改变既有政策以回应对其经济绩效的指责，那么利用此次“入约”事件在国际舞台展现强硬姿态便成为其增强政治绩效提升执政合法性的抓手之一。埃尔多安“只要还是总统就不允许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入盟”言论中极强烈的个人色彩也可视为对自身威望的刻意巩固。另外，此“维护国家利益”的正义之举有助于正发党乘民族主义思潮消弭反对派声音。在6月1日议会讲话中，埃尔多安便就“是否支持库尔德工人党及其分支”“是否支持土耳其对库尔德工人党和人民保护联盟（前者在叙利亚的分支力量）的打击行动”以及“西方在此次瑞典和芬兰入约问题上的姿态是否再次折射其对于土耳其国家利益的轻视”等问题质问CHP主席凯末尔克利奇达罗奥卢（KemalK?l?daro?lu）[8]。截至目前，反对派中民族主义行动党（MilliyetiHareketPartisi）和好党（?Y?Parti）领导人也已公开声明支持正发党在“入约”事件中的立场与态度。

总之，此次入约风波既源自土耳其同芬兰、瑞典两国的长期分歧，又体现出土耳其同北约和西方的深层矛盾。对土耳其而言，此次事件不仅是诉求自身利益的窗口，更是其在俄与美西方间平衡博弈和反思其与两者关系的机会。对北约而言，土耳其的“内部破坏”无疑进一步显露出联盟内部的矛盾与分歧。

（作者：崔宸硕，北京外国语大学本科生。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立场无关，文责自负。引用、转载请标明作者信息及文章出处。）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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