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再生能源的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分别体现在
可再生能源是一种碳强度较低、可持续性较强的能源体系，近年来，可再生能源的增长令人信服，且越来越受欢迎。据IEA估计，到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将增加33%以上。考虑到可再生能源的重要性和增长，认识到可再生能源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环境之间的动态联系，以及对技术和政策方面的分析至关重要。
可再生能源经济效益，随着可再生能源使用量的增加，大量研究探讨了可再生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两者之间的关系分为三类，分别是可再生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无因果关系、可再生能源消费促进（阻碍）经济增长的单向关系、可再生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双向关系。
考虑面板异质性，Chang等以年至年的年度数据为基础，研究了七国集团国家可再生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结果显示，整体上，支持经济增长与再生能源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但是，从各国的独立结果来看，加拿大、意大利和美国的中立假设得到了证实；法国和英国的GDP与可再生能源之间存在单向的因果关系，而德国和日本则相反。
Bhattacharya等选取38个最主要的可再生能源消费国的数据解释年至年经济增长过程。结果显示，可再生能源消费对选定的57%的国家的经济产出有显著的积极影响，而剩余国家的可再生能源弹性系数表示可再生能源消费变动对经济增长无影响或者出现负面影响。与化石燃料相比，可再生能源的储存能力相对较低，导致在需求高峰期出现能源供应问题。
鉴于此，部分学者同时考虑可再生能源和化石能源对经济的影响。Kahia等以-年中东和北非地区净石油出口国为样本，探讨其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整体样本中，可再生能源消耗在统计上不显著，表明在短期内对经济增长没有任何影响；被选择的5个国家，可再生能源消耗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
Destek和Aslan研究年至年期间17个新兴经济体的可再生能源消费和不可再生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相对作用。结果显示，秘鲁、哥伦比亚和泰国支持单向因果关系；希腊和韩国支持双向因果关系；剩余国家支持不存在因果关系的中立性假说。Zafar等研究APEC国家年至年间可再生能源和化石能源消耗对经济的影响。
结果表明，可再生能源消费和化石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均有正向影响，对资本形成具有催化作用。具体地，对于加拿大、日本和墨西哥而言，可再生能源是经济增长的推动者；对于印度尼西亚、韩国、马来西亚、俄罗斯、泰国和美国而言，不可再生能源比可再生能源更重要。
Tuna和Tuna分析东盟五国年至年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整体上，非可再生能源比可再生能源对经济产生的影响大。不同国家可再生能源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存在差异性，例如，保守假设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正向冲击中有效；中立假设在新加坡的负向冲击中有效，在泰国的正面和负面冲击中均有效；反馈假设在马来西亚有效。
以上文献在分析两者关系时均采用线性模型，结合成本下降的实际情况，非线性模型分析两者关系更贴近现实。基于此，Chen等以年至年个国家为样本，采用阈值模型检验可再生能源使用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结果显示，整体上使用的可再生能源能源消费量超过9.阈值水平会表现出对经济增长有显著而积极的影响；非OECD国家超过9.阈值水平会表现出对经济增长有显著而积极的影响。
Luqman等利用-年的年度数据，采用非线性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研究了巴基斯坦的可再生能源和核能对经济增长的不对称影响。结果显示，可再生能源的正面和负面冲击将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影响。可再生能源对经济的影响也取决于国家经济发展阶段，在低收入国家，可再生能源消耗与产出呈负相关，而在高收入国家则相反。
Yao等研究了可再生能源消耗率与经济之间的动态关系。结果表明，整体上，RER与人均GDP之间存在明显的U型RKC关系，拐点是8.7，而个别国家的结果显示出很大的差异，具有不同的拐点。
可再生能源环境效益，与传统能源比较，可再生能源清洁可靠。推广可再生能源不仅会加快能源部门实现现代化，还支撑各国的经济发展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可再生能源并没有在经济增长中发挥重要作用，而是依靠经济增长来实现增长。相比之下，对于欠发达国家而言，可再生能源作为生产投入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经济增长也导致了可再生能源消费的增加。
然而，增加可再生能源消费的政策只会鼓励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发达国家需要采取选择和集中战略，欠发达国家需要采取密集的可再生能源推广政策。既然可再生能源在不同的国家发挥着不同的作用，那么在减排效果方面是否也存在着不同的效果？因此，许多学者将研究重点放在可再生能源是否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方面。
一部分学者认为，发展可再生能源有利于减少CO2排放。抛开化石能源的消耗量，单独考虑可再生能源与CO2关系，Jebli采用自回归分布滞后方法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以突尼斯为例，考察-年期间健康指标、实际GDP、可燃可再生能源和废物消耗、铁路运输和二氧化碳排放之间的短期和长期关系。
结果显示，利用废物和可再生能源是消除排放造成的污染和改善健康质量的良好战略。Irandoust采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发现可再生能源消耗对芬兰、丹麦、挪威和瑞典的二氧化碳排放有显著影响。
采用相同的研究方法，Saidi和BenMbarek检验可再生能源消耗、二氧化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结果表明，可再生能源的消耗可以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化石能源与可再生能源之间有着不可割舍的联系，将化石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同时作为能源投入，王闽茜等以每单位GDP产出的CO2为被解释变量，分析21个国家能源使用量和减排效果关系，结果显示，加入可再生能源使得能源效率提高，且其中10个国家的减排效果较为明显。
Zoundi结合面板协整分析和稳稳性检验，评估可再生能源对二氧化碳排放的短期和长期影响，并验证选定的25个非洲国家-年期间的库兹涅茨环境曲线假说。结果显示，可再生能源对二氧化碳排放有负面影响。长远来看，其影响还在增加，意味着可再生能源是传统能源的有效替代品。
Bhattacharya等使用年至年间全球85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年度数据对可再生能源消费、经济增长和二氧化碳的关系进行全面分析。GMM和FMOLS结果显示，可再生能源消费的增长对经济产出和CO2排放分别具有显著的正向和负向影响。
然而，Béla?d和Youssef通过探讨-年阿尔及利亚二氧化碳排放、可再生电力消费、不可再生电力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因果关系，指出变量之间存在协整长期关系，但长期来看，使用可再生能源对环境质量产生的有利影响还未达到可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水平。
扩展控制变量，Apergis等探讨了年至年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中可再生能源和CO2排放之间的联系，同时将卫生支出作为解释变量之一。调查结果显示，可再生能源消耗减少了二氧化碳排放。早期BenJebli等曾检查过从年到年24个SSA国家的类似关系。除了发现二氧化碳排放与可再生能源消费之间没有直接因果关系之外，后者对前者的影响是负面的，但不显着。
Inglesi-Lotz和Dogan进一步研究了SSA国家中前10的电力生产大国，探究可再生能源与非可再生能源分别对减排的影响。结果表明，前者可以减少CO2排放而后者效果则相反。Dogan和Seker研究了欧洲联盟-年可再生能源与二氧化碳的关系，结果显示，可再生能源和贸易在短期内对二氧化碳排放均有抑制作用。
Dong等运用ARDL和VECM方法研究中国-年间可再生能源和二氧化碳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无论长期还是短期，可再生能源对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在肯定可再生能源减排效果的基础上，陈立斌进一步细化不同种类的可再生能源发电在CO2减排过程中的成本。结果显示，相比风电和太阳能发电，水电的单位CO2减排成本较低。
另一部分学者持有相反观点，他们认为可再生能源对减少CO2没有显著效果甚至会出现正相关关系。Menyah和Wolde-Rufael用美国-年数据做因果测试，发现可再生能源没有减少CO2排放量，是因为可再生能源消耗还没有达到一定水平可以为减排做出重大贡献。
此结果与Apergis等研究结果一致，作者运用面板误差修正模型，研究-年期间19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核能消耗量、可再生能源消耗量和经济增长量之间的因果关系。
短期内，核能消费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可再生能源消费对减少排放没有贡献；长期估算表明，核能消耗与CO2排放之间存在统计上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但CO2排放与可再生能源消耗之间存在统计上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王亮等研究了-年间中国可再生能源消费，经济发展和碳排放之间的动态关系，通过建立在VAR模型基础上的方差分解显示，可再生能源对碳排放的影响微弱，但碳排放对可再生能源的影响较大，在调节能源消费结构中起到重要作用。Lin和Moubarak运用ARDL和Johansen协整技术研究中国-年间可再生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没有证据表明碳排放量与可再生能源消耗之间存在长期或短期因果关系。
这意味着中国的可再生能源实际水平仍然微不足道，并没有得到充分利用，以此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可再生能源的减排效果取决于选择的样本以及研究期间使用的变量。考虑区域异质性，Chen等基于中国年至年期间的省级面板数据，探究经济增长、可再生能源消费和不可再生能源消费对CO2排放的影响，并检验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
实证结果表明，中西部地区不存在倒U型EKC假设，东部地区几乎不支持倒U型EKC假设；非可再生能源对三个地区减排有积极影响，影响最大的是中部地区，其次是西部和东部地区；可再生能源对三个地区减排成负面影响，中部地区的影响较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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