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兰的历史解读吉科宁所面对的政治僵局

引言

年1月,吉科宁自己向他的一个在苏联大使馆的朋友谈到,“除非我同意留在总统位置上,否则很难看清前面的道路。”

到年4月,吉科宁下定决心继续走下去。在得到了大多数政党的支持后,最终在年再一次连任总统,然而,不断加剧的病痛折磨使总统不得不在年辞职了。吉科宁在他漫长总统任期的最后十年做出了很多值得称道的成就,其中最显著的就是有关欧洲安全的赫尔辛基会议和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但同时,也存在大量让人失望的结果。苏联不仅坚持将苏芬《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作为苏芬关系的基础,还把它延伸为唯一可行的芬兰对外关系和安全政策的指导原则,这对于芬兰正在努力推进的积极的中立主义是一个沉重打击。

芬兰与俄罗斯

在西欧发生的关于“芬兰化”的争论对芬兰的声誉并未产生多大影响;同时,尽管吉科宁一直想给这个词汇附加一个正面解释,结局却未能如意。几个瑞典记者在年泄露了有关他们国家的军事情报,其中包括一些已经得到芬兰情报部门确认的瑞典在芬兰领土上行动的证据,并引起了芬兰人的愤怒。上述论断被瑞典前国防部长斯文·安德松(SvenAndersson)断然否认,尽管在法庭聆讯的过程中,已经有大量证据表明真实情况恰好相反。

一个谨慎的芬兰抗议者向媒体泄露了消息,并在年春天引发了一场激动、愤怒的争吵,并加深了在芬兰总统和瑞典总理奥洛夫·帕尔梅之间已经明显存在的尖锐矛盾。芬兰人同时需要抵挡来自苏联高层的关于促进两国进一步军事合作的催促。芬兰共产党中的斯大林主义少数派虚张声势的活动与虚假革命在实质上并无多大威胁。而真正让人担心的是这些人是在苏共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者米哈伊尔·苏斯洛夫的怂恿下进行活动。

吉科宁威胁说,如果由于工人骚乱以及物价与收入政策的垮台使芬兰经济继续无法得到有效控制,将辞去总统职务。这一声明是年10月在苏共中央书记尼古拉·波德戈尔内访问期间作出的,此举有着明确的目的,即制止共产主义者的煽动。当波德戈尔内坚持他应继续任职之后,吉科宁进入了由共产党人控制的政府,条件是恢复秩序,并暗示政府中的左右两翼都将处于苏联共产党的控制之下。年的石油危机对芬兰打击很大,也对其与苏联在商业上的联系产生了很大影响。

芬兰领土

芬兰人怀疑苏联人正在利用危机提高他们自己的石油价格。俄国人争辩道,就他们自己而言,他们不愿被看作是愿意接受更低油价的卖家,这个价钱不应低于他们从阿拉伯国家那里购买石油所支付的价钱。然而,就像苏斯洛夫告诉芬兰共产党的那样,危机确实提供了一个从政治和经济上将芬兰与苏联绑得更紧的绝好机会,芬兰共产党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年2月,柯西金建议开始有关的磋商,这个磋商将使苏联为芬兰提供接下来十五年所需的所有能源。

尽管芬兰人愿意加强合作,他们却不愿意一下子走得太远。在接下来一轮关于石油的艰难谈判中,吉科宁并不急于发出这样的警告,即如果芬兰被迫接受一个比现行市场更高的价格将可能出现骚乱以及政治上的不稳定,并以此去打破苏联的要价。很明显,随着苏联越来越积极地参与芬兰的贸易谈判,吉科宁也受到芬兰国内商界人士越来越多的批评。在芬兰向苏联出口问题上,他正面临着一个更加困难的局面。这一系列计划中最主要的部分——基础设施建设由于受到通货膨胀的影响开始陷入困境,并迫使芬兰的公司将他们的成本预算大幅提高。

苏芬战争

作为基建计划坚定支持者的芬兰总统,担心由于计划的延迟或取消所产生的影响会对贸易平衡以及东北部的就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他已经公开承认,通货膨胀意味着芬兰的建筑企业将不再能够与苏联一方要求的价格水平相适应。他唯一的辩解是:拒绝协商将严重损害两国之间的贸易,并产生政治影响。苏联人同意与芬兰方面合作来解决这个问题,但不愿在价格方面作出大的让步。最终,莫斯科勉强默许芬兰在年秋季与欧洲经济共同体签署自由贸易协定。

协定同时也保证了芬兰与经济互助委员会-与欧洲经济共同体功能相似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组织——在经济、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协同合作。芬兰在其中需要扮演特定的角色,以期在两个集团之间达到一种巧妙的平衡。与苏联和其他站在社会主义行列里的国家进行双边记账式贸易,确实给芬兰人带来了好处,不仅在一个动荡的时期保证了非常稳定的能源供应,而且有力地支持了能够给苏联提供消费产品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包括服装和鞋类等)。

然而,一个笨重的经济管理体制必然带来头重脚轻的僵化结构,在苏联解体之后,也就不复存在了。这给很多主要依靠向垄断市场提供产品而发展起来的芬兰公司造成了严重影响。经济上的滑坡加上政治上持续的不稳固,使整个20世纪70年代对于芬兰来说变成了一个困难的年代。由于连续几届政府都在支撑着与通胀作斗争,从60年代开始实施的社会福利项目开始陷入极度的困难。在凯约·利纳马的支持之下,雇主们和重新复兴的(也是重新联合的)工会在年达成了针对价格水平和收入水平的一揽子划(附带着一系列的社会改革措施以及相应的社会效益)在短期内大获成功,并为以后制订措施定下了基准。

但磋商者们发现,这个基准面对70年代后期更加严重的经济衰退时,无法再达到目的。议会明显不负责任地为一个过分奢侈的一揽子经济计划——以大笔资金对养老金计划提供支持——进行投票,不但导致了年帕西奥领导的少数派政府换届,还将很多严重的问题摆在了他的继任者面前。吉科宁总统在幕后积极干预,甚至以个人身份参加了一个他原来所在党派-农民党(自年改名为中间力量党)——的委员会会议。他明确表示,如果该党继续支持通货膨胀下的养老金计划,将大大降低它在未来的某个时候成为政府执政党的机会。

芬兰士兵

在他的政治生涯中,吉科宁逐渐掌握了使用笔名撰写文章的技巧,这是一种有效的策略,可以用来批评议会的挥霍无度以及政府在处理不断增长的经济危机中表现出的软弱无力。年,通货膨胀以大约每月2%的速度在增长。同时,贸易赤字已经增长到有威胁的程度(大概占到GNP的10%)。在之前的几十年,政府习惯做出的反应是货币贬值,而现在越来越多的经济学者声称,从长远的发展来看,仅仅依靠加强循环模式对经济发展是有害的。经济上的问题是产生分歧的根本原因,我们可以看到,在20世纪70年代重新出现了要求一种无党派政府执政的呼声。

这种典型的政治上的僵局从吉科宁的第一届总统任期就已经开始。帕锡基维一吉科宁路线中的外交政策现在得到了所有主要党派的支持。那些坚决持有不同政见的人则已经被推向政治边缘化的地带。韦科·文纳莫,这个总是扰得总统夜不能寐的吉科宁长期的反对者,将吉科宁的成功归功于他精明地在身边聚集了一大批其个人的追随者,以及他在平民百姓中的个人魅力,那些人真心相信:相对于他在芬兰外交政策方面的观点来说,他们是“被遗忘的民族”。

芬兰外交

70年代所谓的“反抗政治”是从芬兰的经济与社会转型的进程中产生出来的,总的来说,当时的世界形势也是如此。事实已经证明,相对于其他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来说,特别是丹麦,这些转变对于在芬兰已经建立起来的政党政治结构造成的损害要小得多;在年和年的议会选举中,文纳莫领导的芬兰农民党赢得了18个议席,很快由不令人满意的状况中达到了全盛时期。然而,这些建立起来的政党自身,已经成为一种政治上不稳定的根源,这主要是由于人与人之间的争斗以及缺乏政党纪律的事件时常发生。

这种情况甚至导致如下情况的发生:某一党派在议会中的党员执行着与其在政府部门中同一党派的党员完全相反的路线。由芬兰共产党构成核心的左翼的人民民主联盟,是最声名狼藉的,但并非是唯一的过错者。政府中同盟党派之间经常在关键议题上出现严重分歧,并导致中间力量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之间激烈的争论。中左联盟发展的趋势朝向是这样的,从年到年的16年中,有12年包含着人民民主联盟改革派代表,这有利于理解那种被社会民主党人佩卡·库西在他重要的蓝图式的著作《六十年代的社会政策》(60-luvunsosiaalipolitiikka,)中所描画的社会政策。

但很难讲,在芬兰已经产生了正在当代瑞典和法国发生的社会主义者的想法或行动。在六七十年代影响了很多西欧国家的新左翼思潮在芬兰的经历是不同寻常的。在受过高等教育的学生中,倾向左翼的情况有着一个明显的提升,这被看做是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之间迟来的结合,在一场痛苦的、导致分裂的国内战争之后,又经历了几近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双方最终和解。这还暗示了芬兰已经不再是一个农业国,而已经成为一个繁荣的工业国。

芬兰外交使馆

共产党作为全国性的社会团体之一为知识分子接受了,这种和解要坚持任何革命的思想或是汲取任何正在流行的思想都重要(直到20世纪90年代,左翼党派中的激进派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出现衰落的情况才刚刚发生)。在六七十年代,对于芬兰和芬兰人一直坚持的内向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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